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尤其是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据相关部门统计，中国人的自杀率在1987~2008年呈显著下降趋势（张杰等，2011），农村自杀率的下降是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景军等，2010）；然而，农村老年人自杀率不仅没有明显下降，不少地区还呈现上升趋势。已有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中国老年人自杀率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和性别分化。其中，城市男性为14.53/10万，女性为13.31/10 万；农村男性为61.77/10万，女性为47.28/10 万（刘华清、费立鹏，1997）。也有学者根据我国卫生统计年鉴中2002年至2011年居民病死伤原因数据资料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高于城市，其中，高龄老年人自杀率高于低龄老年人，男性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女性老年人（黄学，2015）。由此可见，与其他人口群体相比，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多年来始终处于明显的“相对高位”，而在这其中，与女性老年人相比，男性老年人的自杀率更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与解释这一社会现象？这种现象背后的重要影响因素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围绕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有学者研究指出，它主要源于社会转型期健康、角色、地位、价值等方面的“个人性丧失”与养老支持和孝道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性丧失”的叠加，以及老年人心理调适不当所导致的对生命和生活意义的否认（颜廷健，2003）。有学者将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分为甘愿型、激愤型、绝望型、孤独型四个基本类型，认为它们都与代际关系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联（陈柏峰，2009）；其中，为摆脱疾病痛苦而形成的利己型自杀与生存困境等而致的绝望型自杀越来越成为主要类型，而受不同区域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影响，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诸项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分布差异（刘燕舞，2013）。另外，也有学者分析指出，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是其遭遇家庭“内部不公”以自杀作为反抗手段而追求家庭内部正义的结果（吴飞，2009）；而其中的重要根源就在于，国家城乡二元结构与资源积聚、阶层分化与竞争、家庭内部代际分工与剥削三种社会机制的层层“转嫁”，即通过牺牲农村老年人使某些“整体性”社会问题得以消化（杨华、欧阳静，2013）。

除了以上所述社会学倾向的系列研究之外，心理学与精神健康领域的学者也对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给予了关注。他们从个体人格与精神心理的角度出发，关注何种人格类型与心理状态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采取自杀行为。如有研究发现，“恐惧型依恋人格”老年人自我价值感较低，不喜欢社交活动，对自杀者表现出同情或支持态度，而冷漠型个体对自己抱有积极态度的同时又不轻易相信别人，不安全感使他们难以建立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所以体验到较多的孤独感（艾娟、张敏，2012）。而孤独感又是与抑郁等其他心理状态并列的老年人自杀意念的相关因素（何军旗等，2014）。但是，同时又有相关研究数据表明，患有精神疾病者仅占中国自杀身亡者的50%左右（Phillips et al., 2002）。因此，我们绝不能将老年人自杀行为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心理因素所致。由此可见，与社会学的结构化与类型学研究相比，心理学与精神健康领域的研究表现出鲜明的“个体化”意味，前者显得相对宏观与抽象，后者则显得缺乏必要的“社会性”关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一种能将两种研究风格结合起来的“新路线”，而横亘在两条主流研究路线“交叉点”上的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个体人”在遭遇到怎样的“生活状况”之后做出了自杀行为？对于中国农村老年人而言，其自杀行为的关键点是什么？不难想象，若回答以上问题，就必须超越经典的社会学或心理学研究方法，转而采用可以兼顾多方面需求的研究方法。关于此类研究，其实早已存在范例，比如埃尔德（2002）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考察了其研究对象的“大萧条”（1929~1933年）经历对他们自身及其后代生活历程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精神分析方法 （弗洛伊德，2010）也早已被运用于生活史研究当中，比如，艾瑞克森曾运用精神分析学方法探究欧洲宗教改革领袖路德的生命历程（Erikson,1993）。因此，笔者尝试综合运用生活史与精神分析学方法进行一个探索式案例研究，而案例的选择则遵循如下原则：既要有其独特性，又要和一般性知识建立关联，从而使其可以和已有的知识发生对照，同时，通过新知识的产出并且在相关知识体系中具有累进性位置而使之能够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张静，2018）。

在以上案例选择原则的指导下，笔者分析发现，既有的研究大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自杀老人的艰难生活处境或特殊的不良心理状态问题上，而很少关注生活处境较好的老年人的自杀现象。另外，一些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很少被学界重视，比如，老年人自杀的内在个人心理因素与外在社会因素是如何“连接”的？是否存在与已有理论观点不相符合的老人自杀行为类型？为了对这一系列问题提出系统的理论解释，笔者根据在农村调研期间初步了解到的相关信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D省农村地区的自杀（未遂）老人H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对其本人及其家属、亲友进行系统的深度访谈调查，并且多次直接进入到H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参与式观察”，从而收集到了关于H生命历程的大量质性研究素材。研究发现，H所有的生活境况与个人心理特质都难以独立构成其采取自杀行为的关键因素，而如果将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性分析，则可以称其为一场“权威人格的社会适应性危机”。就其本质而言，H自杀行为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其在早年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权威人格”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生活所处的现实社会境况，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不良心理状况与极端行为倾向。

对于如何定义“权威人格”，学界目前尚未取得共识，人们普遍运用权威人格的一些具体表现来取代概念界定。主流的政治心理学认为，权威人格的核心品质是一种“统治—服从”倾向，具有这一倾向的个体往往会在其认为地位较高、有权势的人面前贬低自己，在其认为软弱或劣势的人面前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王丽萍，2002）；他们往往固守传统的等级观念，认同强有力的权威形象，而敌视其他群体的人，容易对事物做出两分法的简单判断（阿道诺等，2002）。这些人一方面会对权威人物表现出过度的尊重、服从、感激（Feather，1993）；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将敌意转移给外群体，甚至直接将权威的各种不良作为投射到外群体身上，并以道德的名义对违背传统价值观的人进行指责和攻击（李琼、郭永玉，2007）。下文将以权威人格的形成、演变与现实遭遇为核心线索，对H的生命历程进行一种“提纲挈领式”的讲述与剖析，希望以此来揭示其自杀行为与其权威人格之间的“深层次”紧密关联。

二、校园生活与早年记忆

若要对特定的“行为人”进行生活史与精神分析学研究，就必须关注其早年的生活境况与成长经历。H于1955年生于S省D县的一个偏远村庄，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赶上了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他几乎被饿死，其外婆曾多次敦促母亲早点扔掉这个奄奄一息的累赘，但是母亲始终不舍，所以他最终“熬了过来”，得以长大成人。H出生之后，他的父母又生下两儿一女，得到了“五男二女”命运的眷顾，而在这个拥有七位子女的大家庭里，H正好位于中间，前有两位兄长与一位姐姐，后有两位弟弟与一位妹妹，这一处境对他以后的人生命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的20世纪60—70年代是典型的多事之秋，从人民公社运动到“七千人大会”，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到改革开放，国家的每一场政治运动或政策调整都波及和影响到了广大的乡村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似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紧密程度，H的早年生活记忆主要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亲身经历。也许是家庭结构使然，也许是冥冥之中，刚到学龄期的H就迎来了人生的一场机遇——业已或者接近成年的哥哥与姐姐已经参加农业劳动，而弟弟妹妹又因为各种原因而早早退学，要么去部队当兵，要么帮父母做家务，所以，他有幸被父母选定为家里的“读书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少年时代的H得以“躲过了”繁重的农业劳动，也不必服兵役，可以安心地在校园里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直到21岁高中毕业之时，他才走出校园，进入“更大”的社会。

在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余年读书时间里，H始终都是一个“乖学生”，他就像一片浮萍，任由自己所寄生的水面与浪花“移动”，似乎从未理解“自我”的基本涵义。在他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学校以“政治教育”为主、其他方面的知识传授为辅，所以，与用于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相比，参加政治活动的时间似乎更多；他曾经举着各种样式的小红旗参加五花八门的群众游行，曾经夜以继日地在学校的围墙与教室、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书写和粉刷各种内容的政治标语，曾经在各种形式的集会上与群众同时高喊“XXX万岁”、“打到XXX”、“向XXX开战”等政治口号。由于年龄因素的制约，在一轮又一轮的社会运动中，H基本都只是充当跟随型参与者的角色，他虽然会热血沸腾地喊出“连自己都可能并不真正理解”的口号，但从未直接参与派系武斗或针对阶级敌人的身体批斗，因此，当时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会被有些社会地位的成年人称为“红小兵”。尽管学生时代的H从来没有真正“主导”过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但他的这段生活记忆却早已深深地印刻在了灵魂的最深处。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了，就在这一年，H也高中毕业了，他选择留在学校后勤部门做了校工，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学会了木工技术。H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顺利留在学校做后勤工人，是因为与当时的校长关系深厚，曾经把家人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粮食赠送给家中一度缺粮的校长，这相当于给予过他雪中送炭式的帮助。不久之后的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H也报名参加，但以失败告终；而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地，很多地方的乡镇政府陆续组织成立了建筑队（即“社队企业”），企业里的技术工人可以获得每月75元的“高收入”，于是，H辞去学校后勤部门的工作，加入到了家乡的建筑队从事木匠类工作。次年，H第一次随建筑队来到省城济南打工，这算是他的第一次跨区外出务工经历。当时，当地的很多中小学都严重缺乏师资，所以，有学校领导请H去充实教师队伍，但他觉得教师待遇太低，所以选择继续在建筑队做木工，并凭借自己的技术获得了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直到1980年春结婚前夕，才离开建筑队，开始了一位“自由农民工”的职业生涯。

纵观H在1980年之前的近二十年“有记忆”人生，他经历了很多同龄人都曾经历过的生存训练，也同那些人一起在青年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时代。在此之前的那个火热年代里，H在学习基本的生存技能与文化知识之同时，更多地学到了中国的基层政治法则，因此，他对“权威”有着无尽的热望，和很多的同龄人一样疯狂崇拜毛主席，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此种“情节”。与此同时，学生时代的H接受的教育虽然主要是一套革命话语，但由于内心深处对“社会威权”的热衷拥护，他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平等思想，而是自发地将这种“权威崇拜”泛化为对“等级制社会秩序”的认同。所以，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对强势政治人物的推崇与对身边各种“家长”的认同不仅没有产生冲突，而且还奇特地融合为了一体，鉴于此，被大权威人物“打到”的小权威人物随时都可能以新的权威形象出现在生活中，这是一种正常的“循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H追求“强人政治”与“威权社会”，坚信离开了尊卑高低的等级区分，就不会有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中国的皇权社会形态表示“欢迎”，而且对农村家族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

可以说，在25岁之前的这段生活时光里，H的校园生活占据了“绝对主流”，只有两年的社队企业工作经历则预示着他将要彻底走向更加广阔的生活世界。他的这种早年人生阅历为之提供了一场激情洋溢而又刻骨铭心的精神洗礼，使之形成了几乎难以撼动的“社会权威观念”。他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人眼中的“人上人”，以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对已经成功达到这种人生理想目标的“相关人等”报以艳羡的目光，并时刻期待着自己的某些亲人能够因丰功伟业而名垂青史，千古留名，同时又总是对与自己同等和更低社会地位的身边人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甚至动辄就当面指责与批判，这种极端保守而又略带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观念让他在真正进入社会后屡屡遭遇人生挫折，尝尽苦头。从这个角度来看，H的学生时代实际上已经为他之后的各种人生际遇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权威人格”背景；虽然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样处境的同龄人未必都清一色地形成了这样的人格特质，但他们确实很难逃避一个时代的成长烙印，而H则可能正是被打上这种“深刻烙印”的典型代表。

三、成家之后的生活遭遇和处境

1980年初春，H走进了婚姻生活，并很快就独立组建起了自己的小家庭。在当时的中国乡村社会，一位男士结婚并与父母分家单过，就标志着他正式具备了充当家长的资格。H的妻子出身曾经的“富农”家庭，又是一位很能干的种地与持家高手，H自己则已经成为村里的知名木匠，有时在家乡“踩百家门” ，有时外出打工，赚取了相对丰厚的经济报酬，所以他们的婚后生活也算是蒸蒸日上。特别是伴随着一双儿女的相继出生，H的四口之家终于迎来了在亲朋好友眼中“比较完美”的局面。然而，由于H与其妻子在性格与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冲突，这个家庭的内部裂痕也早早地浮现出来：H虽然有木工技能，但不善于社会交际与沟通，所以时常“被外人算计”，难以拿到妻子认为应得的劳酬，而且在骨子里他总想着支配他人（在家庭内部，只能是妻子儿女）；而妻子虽然也深受中国传统“男尊女卑”文化的影响，但是面对H的“低情商”与各种各样的蛮横无理，她总是情不自禁地加以指责，甚至会与之发生肢体冲突。在之后的岁月里，H夫妻之间围绕这个“老话题”产生的矛盾不断重演。

就在结婚几年后，H经历了一场颇为奇异的风波，对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冲击。那年秋季的某日，H和三位工友在附近的梁村为一家亲戚帮工，酒宴结束之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他们一行四人返家途中，H突然浑身颤抖不止，感觉冷气刺骨，即使回到家中盖上数条棉被，也没能止住颤抖，直到服下医生给的药物。更为奇特的是，H从此以后就变得十分“胆小”，但凡夜间外出，必须有人陪同，与学生时代敢于独自“留宿看校”的他可谓判若两人。后来，家人请来当地的“仙姑”为他诊治，仙姑说，H前生是泰山老奶奶身边的“童子”，必须“换童子”才能确保他的平安；于是，妻子照着仙姑的要求，购置了供品和纸钱，每月（农历）的初一和十五都向神仙磕头、焚香、祈祷，一直持续了三年时间。经历这场“怪病风波”之后，H的妻子开始被迫收敛锋芒，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怜悯，她会在生活中更多地向其让步；随之，H慢慢地对妻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赖”心理，特别是在后来的生活中不断遭受挫折，使他更加依赖妻子的包容与安慰，从某种角度看，妻子似乎成为H唯一的“出气筒”和“安乐窝”，尽管他们之间的冲突仍然会不时发生。

紧接着“怪病风波”，H又与自己的长兄闹出了一场矛盾，从此开启了他与父母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斗争史。矛盾最早源于其长兄在H准备好的宅基地上建了新房，没有给他留下建设新房的地基，而父母又站在长兄一边，劝他以后需要建房的时候再向村集体申请另一块宅基地；但H坚决不同意，扬言要和长兄拼命，还严厉指责父母偏袒哥哥，直到二哥主动把自己的宅基地让给他，此事才算得以和平解决。显然，H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毫无章法与技巧，表现出一副粗鲁无礼的姿态，几乎完全不懂得理性沟通的重要，从而让一件本来自己“占理”的事情最后走向了“不通情理”的结局。此后，H对诸位兄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从而引发了一场更严重的家庭冲突。1986年底，H最小的弟弟结婚，父母兄弟们集体商量婚事的筹办事宜，因为担心H“搅局”，所以就没有让他参加。婚礼结束后，H得知实情，独自喝下几杯酒后立刻找兄长与父母理论，兄弟之间现场就发生了尖锐的肢体冲突，母亲为了劝阻他们兄弟之间的打斗，直接威胁H说要死给他看，并在拉扯过程中受伤。H的舅舅们得知信息后，来为姐姐出气，把H家的两个铁锅全砸坏了，导致H的妻子寻短见（未遂），而H也把长兄家的铁锅砸坏 ，一场剧烈的家庭纠纷以两败俱伤而告终。

此事过后，H虽然对父母的偏心和舅舅们的极端行为“表示理解”，但是对兄弟（尤其是长兄）的敌视情绪迟迟不能消退，因此，他与整个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长达一年有余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交往，直到妻子的娘家奶奶过世，需要邀请家门亲属一同前往吊唁，这种紧张关系才算有所缓和。即使如此，在这场家庭纠纷之后，整个家族亲属圈都对H形成了不良印象，很多公共事务都不邀请他参加，甚至连小孩子（比如侄子、外甥等）都公开表达了对他的讨厌，这使得H更加觉得周围全是“排斥他的人”，从而导致其性格变得更加暴躁与孤僻。面对这种情况，H的父母可谓又气又急，总是向一些亲友做解释，说他在学校待得时间长，不太懂为人处事之道，本质上不算坏，等等。与此同时，H的妻子更是受到了连累，总觉得在亲友圈里“抬不起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正处于懵懂时期的一双儿女也感受到了一种怪异的氛围，不理解自己父亲为何总是惹得很多人都不高兴，似乎连带着自己也成了令人讨厌的人。对中国乡村的家族内部矛盾而言，时间也许是最好的治疗方案，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不良的亲属关系大多会“自然地”走向缓和。然而，不久之后，H又陷入另一种“紧张关系”当中，遭遇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邻里纠纷。

经过多年奋斗，H家终于储蓄到了建设新房的资本，并于1996年春破土动工。当新房墙体建到一米左右的时候，宅基地后方的邻居M发现自家宅基地被H家新房占去了几厘米，便前来质问，H很快就承认自己在调整地基方位时不慎压占了对方的一点儿地基，一场宅基地纠纷由此爆发。经过中间人调解，双方初步达成协议：M不再要求H拆除已经建好的房体，但是H需设法让M家宅基地的后方邻居同意让出同样面积的宅基地，以补偿M的损失；H家的新房由此得以顺利建成。因为M家宅基地后方的邻居已经答应了H的请求，所以按照正常发展，此事应该可以有个了结；然而，由于H“不善沟通”的巨大性格缺陷，该事件反而变得日益复杂化：他不断公开对外发表不当言论，推卸责任，拒绝反省自己的过错，导致M一家人十分气恼，故而推翻之前的协议内容，继续要求H把房子搬离自家的宅基地，并时常对新房采取破坏行为，这使得双方纠葛不断，相互指责。H家人认为，既然有书面协议规定了纠纷解决的方案，就应该照办，而M家人认为，自己接受那份协议的前提是H必须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而如今他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就该好好“治治”这样的人，让他真正认清自己的错误。

两家人的矛盾此起彼伏，村干部和一些“中间人”便被邀请来参与调解，但H夫妻似乎总是认识不到问题的“结症”所在，所以仍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姿态，致使每次调解都失败了。在调解过程中，H不善言辞、不懂人心的能力缺陷被“放大”到了极致，所以，他虽然总被“中间人”和村干部说得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尴尬地表示接受，但转眼之间又会回到之前的状态，拒不认错，这让其中的参与人很是头疼，只得甩手离去。另外，因为正常的生活受到了干扰，H的妻子与其他家人也会偶尔指责他“做下的好事”惹得一家人都不得安宁，这让H更加郁闷，觉得没有人理解自己，所以曾多次表达了要做“极端之事”的意愿，妻子出于担心，只好通过压制自己的情绪来进行安抚，由此才没有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场邻里纠纷一直持续到2006年才算真正结束：在儿子的建议下，H到另一处宅基地建起新房安家，并赔偿了M家三千元钱。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他人的指责与家人的抱怨始终伴随着H，所以，他一直背负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却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破局之策”。

除了以上这些“标志性”事件，日常生活中的H还经常与身边人发生各种小型纠纷，因为他说话特别容易让人感觉到被“冒犯”，所以，很多亲友都不喜欢和他一起外出参加公共活动，有时候他还会惹得一些近亲属很长时间都拒绝和他说话，遇到了也“躲着走”。这些生活遭遇让H产生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挫败感，他因此养成了嗜酒和“耍酒疯”的习惯，抱怨亲属们都和他过不去，难以理解自己为何总是那么“讨人嫌”。可以说，在成家之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H几乎把夫妻、兄弟、亲子、邻里、家族等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处理得很糟糕，不管是妻子儿女，还是亲朋好友，都一致给其打出了“差评”。在此背景下，H获得自身价值感的唯一途径似乎就是通过“给别人帮工获得他人的称赞”，所以，H在收取工钱时总是特别大方，甚至会主动要求减少自己的劳务报酬，正因为如此，妻子时常抱怨他“和外人反而走得更近”，指责他容易“被别人的三句好话哄得晕头转向”。但是，少数他人偶尔的“口头赞扬”毕竟是短暂的，而家人的“厌烦与不屑”则是常态，所以，H的生活仍然以“孤立”的色彩为基调。

通过以上的讲述，我们不难发现，H是一位典型的生活“低能者”，尤其不善于社会交往以及各种关系的经营，但他偏偏又有着十分鲜明的“权威人格”特质，疯狂地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对自己所认定的生活中应有的“权威感”有着近乎痴迷的向往。这种理想与现实、能力与目标的严重脱节使他陷入到无尽的苦恼之中。同时，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体验如此不堪，H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嫉恨”，所以经常在睡梦中突然惊醒，然后大哭大闹，有时候还会在灾害天气（如暴雨）发生时对妻子说：“天上降下磨盘才好，这个世界赶快毁灭吧！”由此可见，H的生活环境几乎总是灰暗的，他深知自己十分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且完全无力改变这个现实；他在不断仰望各种“成功人士”头顶上的光环的同时，深切感受到了自己的卑微，从而出现了特别严重的“自我存在感丧失”心态。在这种情势之下，他逐渐从一种鲜明的“权威人格”当中孕育出了一定色彩的“反社会”人格特质，而这种心理情况的长期存在，预示着其各方面的“心理失衡”必然不断走向极端。

四、晚年孤独与心理失衡的加剧

截至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启时，H已经在充满无奈的跌跌撞撞中走进了花甲的年纪，他的一双儿女皆已组建新的家庭，也陆续在各自工作的城市置办了房产，购买了汽车，生活过得还算比较惬意；而且，儿子从首都某985高校博士毕业后进入某大学执教，成为全村的第一位研究生和大学教师，为其“挣得了”不少的面子。然而，家庭经济条件和个人社会处境的极大改善，非但没有让H走出以往生活的“泥淖”，真正感受到“幸福来敲门”，反而使之产生了一种无以言表的失落感，他好像变得更加喜欢与他人攀比，更加在意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社会地位评价，为了这个目标，他可谓煞费苦心。比如，在宗族家谱的修编过程中，他一再嘱托执笔人在儿子的名字后面备注上“博士”二字，为此不惜承诺事后单独请执笔人喝酒，儿子似乎成为他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阶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H逐渐发现了一个在他看来很是“残忍”的事实：儿子专心治学，对“当官”毫无兴趣，而且生活作风低调、朴素，毫无“人上人”的行为做派，与自己的期待截然相反。此时的H终于彻底认识到，他的那份“自己家人中出现位高权重式知名人物”的远大理想注定要落空了。

面对这个局面，H始终难以接受现实，他不断在儿子面前表达对自己姓氏内名人的推崇，反复地讲述某人是某省的纪委书记、某人是某电视台的台长、某人是某部委的司长等，然后便建议儿子弃学从政，有时甚至表现出“近乎哀求”的姿态；儿子则义正词严，明确表示自己不适合那样的职业，只适合读书写作、教书育人，不耐烦时就会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指责他把子女当成自己的“工具”，为个人私欲而牺牲他们的幸福。与此同时，H还经常会与他人进行其他方面的攀比，比如子孙数量、房子档次等，因此，他屡屡向家人表达了对身边一些老人的羡慕，说村东某人已经有几个孙子且“长势喜人”，说村西某人的儿子每年赚多少钱，家里的房子建设得多么阔气等，儿子对他的这些言论同样表示“很无聊”。因为三观几乎完全相反，父子俩之间的关系开始显现出“水火不容”的意味，由于总是争吵，H连续多年不去儿子在城市的家中。尽管很多人都认为H“已经完成使命”，可以安享晚年了，但他始终不能知足常乐，难以放下自己的理想，特别是当他深刻感受到自己的人生追求终将走向失败时，其内心的失落感便油然而生，表现出郁郁寡欢的姿态，流露出对生活状态的各种不满意。

面对H的各种“贪婪”举动，家人与亲友们大多感觉不能理解，以至于有不少人都认为他是在“没事找事”。在这种生活状态下，H夫妻的关系也开始急剧恶化，妻子一方面对他的种种表现日益不满，另一方面感觉被丈夫压抑了大半生，如今子女已经成家立业，不再需要父母照顾，所以不想继续委曲求全，对其处处忍让，而是开始“针尖对麦芒”地与其争吵，多次对亲朋好友表达对H的愤怒，数落他的各种“不是”，从而导致两人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乃至多次发生肢体冲突。与此同时，由于H不再外出打工，所以已没有了工友圈子，而现代科技的发展又使得中国传统的木工技术逐渐被劳动力市场冷落，所以，很少再有人请他前去帮工，加之与亲属圈的关系日益疏离，与儿女的观念冲突持续加剧，孙辈平时又不在身边，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回来小住一段时间，H因此深切体会到了空前的孤独感，妻子成为他交流信息和发泄情感的唯一对象。但如今，之前尚且可以“包容”自己的妻子也变得不断“强势”起来，这让他变得神经兮兮、特别敏感，甚至陷入一种绝望情绪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次意外的亲属聚会给H带来了一场沉痛的“自残”事故。

2018年初冬，H跟随妻子一起去探望岳母，在饭局上因为一个很小的观点分歧而爆发了与妻弟之间的争执，并演化为一场肢体冲突，这使得他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心灵遭受了新的创伤。更为关键的是，H夫妻回到自己家中后再一次爆发激烈的争执，H不断咒骂妻弟，妻子先是好言劝阻，后来实在难以忍受他的这种激进行为，便与之大吵起来，扬言要与其“离婚”，随后又愤然离家出走，到女儿家“避难”去了。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H不断地给女儿打电话，表示自己受到了屈辱，要“找你舅舅拼命”，女儿觉得他不可理喻，以为这种情绪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自动平复，所以没有认真对待他的“威胁”。第三天，H大口喝下大半瓶白酒，来到妻弟家找他“算账”，先是破口大骂，声言要与其同归于尽，在寻人不见之后，便做出了十分疯狂的举动：把汽油洒在自己身上，接着又拿出准备好的打火机将自己点燃，一团火球顷刻间包围了他的全身，刺耳的惨叫声划破了黄昏的夜空。H岳母的家人被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尾随H前来的本家侄子见状，迅速找来一盆凉水，对着他泼了下去……随后，火势被控制，现场的人们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大约半小时后，H被送到J市中心医院，经过一番紧张的入院程序，他被顺利收治，获得了保住性命的一个机会。

H自焚事件爆发后，亲友和邻居们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表示震惊：已经60多岁的H为何还会因为一点“家庭内部矛盾”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来？很快就有一位颇具“洞察力”的亲友对H的妻子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这事儿看上去是由H和你弟吵架引起的，但真正的原因是你们夫妻俩的关系出了问题，你要去改变已经存在了多年的那种关系模式，他接受不了；像他这样的人，那么讨人嫌，你再不让着他，他肯定就觉得没活路了…”。在亲友们的点播和劝说下，H的妻子逐渐认识到了这场事故的真正要害所在，她回忆起H经常独自走到村庄旁边的荒野，然后仰天长叹的景象，慢慢理解了他做出极端行为的根本原因，并表示“他确实也很可怜”；但是转念想到自己遭受的委屈，她又觉得H还是不值得同情，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来“定位人生目标”，更难以理解他为何不能“及时调整好心态”等。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H的自残行为之所以如此决绝，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觉得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意识到“通过与妻子吵架寻找存在感”的情感排遣通道也将要被堵死，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彻底抛弃了，所以完全没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在很多了解H生活处境的人看来，H的晚年应该是幸福的，他无须像很多同龄人那样辛苦劳作，不需要面对子女的经济剥削，甚至连“照看孙辈”的劳烦也可以避开，他完全可以做一位自由自在的农村老人，但是由于其鲜明的“权威人格”作祟，他“人为”地给自己制造出无尽的困扰。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施展自己的权威，他在内心深处特别希望亲朋好友们需要自己的帮助，希望子女在经济上有求于自己 ，更希望妻子遵从“夫为妻纲”的圣训；但是，这些“总蠢蠢欲动的愿望”最终被现实击得粉碎，他似乎从未找到施展权威的机会，身边人似乎很少“把他当回事”。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刺激之下，一场亲属纠纷就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了H自焚的悲剧。可以说，这既是一场意外事故，又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此可见，诱发H采取自杀行为的“晚年孤独”这一心理状况的背后，其实就是鲜明的“权威人格”特质。或者说，正是这种心理特质及其生发的诉求不能得到及时的调整，才使其最终走向了绝境。

五、中国农村老人的权威人格及其时代命运

现代社会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的社会个体都必然要受到其所处生活环境与其内在生理特质（如部分性格与气质）的塑造与影响，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个体生命历程中不可改变的要素。当一个人的生活期待与这些“要素”发生尖锐矛盾时，他的精神系统就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产生诸如焦虑、怨恨等不良心理状态。正如弗洛姆（2015）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始终被困扰在各种“矛盾”中，特别是对于如何融入社会这一问题的纠结。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们，很少有机会改变时代潮流与自身的自然禀赋，而面对这些因素带来的外部束缚与内心苦恼，只能不断尝试进行心理调适，以尽力克服这些人生困扰，获得安身立命之基；否则，他们就可能面临被社会所淘汰的命运，其中，“自我了结”是最为极端而又典型的一种淘汰机制。从根本上说，H的自杀行为正是这种社会淘汰机制的具体实践，其中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他的“权威人格”与“生活现实”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在对外部社会权威抱有强烈崇拜心态的同时，始终难以如愿以偿地对外施展自我认定的个人权威，导致其心理诉求出现了严重的畸形化“变异”，心理失衡日益加剧，最终沦为一位难以寻得生活存在感的轻生者。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塑造了人们的威权人格（裴鲁恂，1992），宗法制父权家庭在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刘光宁，2003），而改革开放之前蔚然成风的“权威崇拜”现象更使得当时相当大比例的年轻人都形成了十分鲜明的权威人格（这些人正是当前中国老年人口的主要构成）。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青少年时代的H便早早具备了根深蒂固的权威人格特质。然而，由于没机会进入国家的正式科层组织获得“权威感” ，H寻找生活权威感的唯一“合法”渠道只能是家庭与亲属圈，但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家庭权力结构不断被解构和重组，“家长权威”日渐式微，妇女和子女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郝亚光，2008），因此，H总是难以获得自己作为家长的角色存在感。他赶上了中国的“性别革命”，因而很难获得他所追求的“男权”；他赶上了中国的“代际关系革命”，因而很难获得他所期待的“父权”；相反，他在生活中处处感受到身边人的嫌弃、抱怨乃至鄙视，他没认识到“社会已经改变，而自己的观念却原地踏步”。最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及其导致的“文化秩序紊乱”（迪尔凯姆，2008），H深陷“晚年孤独”，被不断加剧的家庭矛盾裹挟着一步步走向绝望，演奏出了一曲权威人格的“黄昏时代”悲歌。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H的自杀行为既可以归因于其个人内在心理因素的作用，又与他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有着紧密关联，离开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事件都可能得以避免。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老人，H并不存在明显的身体健康问题，也未面临家庭经济方面的困境，更没有出现被子女“啃老剥削”的情况，他虽因遭遇家庭代际文化冲突等问题而表现出了孤独与抑郁的心理特质，面临“自我价值丧失”的困扰，但致其长期饱受这些心理折磨的深层原因却是对“权威感”的强烈诉求。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拥有鲜明权威人格特质的中国农村老人一旦身处“权威施展受困”的生活环境中，就容易出现包括自杀在内的各种不良行为倾向。很显然，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现代变迁过程中，男性老人社会地位的衰落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事实”，因此他们的“失落感”必然也最为强烈。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农村男性老人的自杀率为何会高于女性老人；同理，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在农村人口的整体自杀率下降的同时，老年人的自杀率为何反而呈现上升趋势。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一项案例研究的成果，以上研究结论并非企图“否定”学术界既有的研究发现，而是期望以此来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为本领域的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一种必要的理论补充。

另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尽管H自杀的极端行为主要由其性格与能力的“双重缺陷”所引发，也主要体现了他个人的独特生存境况与心理状态，但这绝不代表他与身边的同龄人之间就毫无交集，更不能武断地认为，他只是一个毫无社会学意义的个案。笔者的乡村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老年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更难以形成强大的“独立自我”意识，其获得生存意义的最主要方式就是融入家族等各种社会集体，或乐意或无奈地参与“分不开又合不来”的生存游戏，而一旦在此过程中遭遇挫折，就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所以，他们实际上普遍存在着与H类似的生活困扰，比如，心理孤独、家庭地位衰落、自我价值感不足等，只是很多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心理调适机制”而逐渐顺应现实，不至于像H那样做出极端行为。因此也可以认为，H的故事已经从某个角度展现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农村老年人正在经历乡村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心理困扰，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过程中，他们遭受了严重的“生存挤压”，被迫进行各种艰难的心理调适，并可能随时引发一些潜在的不良行为，他们“亟须”更清晰地意识到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正在发生的深刻改变。

综上所述，对于H这样一个特殊案例，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意外有其必然性，个案也能体现普遍性，H以“极端个案”的形式演绎了一个意外事故，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整体生活面貌。通过对H的生活史考察与精神分析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最起码的环境适应能力，没有人有义务为他人的“不当欲望”买单；从这种社会公共伦理层面来看，H的人生遭遇虽然“内含”他自己难以掌控的很多因素，但更为关键的因素应该还是在于，他始终未能及时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在认识到这些基本事实之后，我们可以预言，目前广泛存在于中国农村老年人（尤其是男性）群体之中的“权威人格”必将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遭遇更大的挑战，他们将被迫进行各种“观念调整”，最终形成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形态需要的文化心理；与此同时，人们通过家庭生活获得“生存意义”却难以重建传统家庭关系模式所导致的“纠结性心态”（Yan,2021）也必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典型社会心理现象，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事业应该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本文修订稿 载于《清华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2辑，参考文献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