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总是混迹于中国人类学圈子，所以我经常被学界友人“误认为”一名人类学博士。每当此时，我都会忐忑一番，欲言又止，总觉得自己“名不正、言不顺”，既不好直接否认，又不敢欣然接受这个头衔，最后只得在一番“曲折的解释中”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这种尴尬的处境皆源于我所走过的一条崎岖求学之路。2000至2004年，我就读于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所学专业是农林经济管理，之后经历两年的北漂生活，于2006年考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成为一名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一年后，又以“直博生”的身份转为“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的学生，直到2011年夏拿到“管理学”博士学位。我们似乎很难从这份求学履历中发现我与人类学的直接关联，然而，事实却是我“误打误撞”地走进了人类学的领地，又顺其自然地成为了一名经常被贴上人类学标签的所谓“治学者”。这样一种略显奇特的“身份建构”工作，我是如何做到的呢？若要回答此等“艰难”的问题，就必须从我的求学心路历程谈起了，这其中有着太多的曲折反转与机缘巧合。

一、曲折的求学之路

清楚地记得，从中学时代起，我就表现出了“重文轻理”的倾向，特别喜欢学习历史、地理、政治等课程，而对数学、化学等课程一直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在高一年级进行文理分科的时候，我毅然选择了文科，尽管班主任老师也曾好言相劝，但在我的成绩单面前，他最终还是默认了我的选择。进入文科班之后，数学也就成为了我的最大短板，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拉低总分数”的科目，于是，我总是盼着早点升入大学，迎来再也不用学习数学知识的那一天。但是偏偏天不遂人愿，由于我的高考成绩刚到本科线附近，所以，班主任指导我填报的“志愿”是录取分数几乎最低的农业大学，而农科大学中的文科专业又很少，只好在粗略对比之后填写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代码；入学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无知——这个专业需要学习很多数学知识方面的课程，比如微积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规划、会计学、生产管理学等。带着一种失望的情绪，我“混了四年”，每年的综合测评结果几乎都是全班三十人中的后三名，唯一幸运的是从未“挂过科”，而且英语四级也是顺利通过，所以最终还是顺利拿到了管理学的学士学位，尽管是以“差等生”的形象毕业的。

在四年的大学时光里，我似乎很少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有过好感，颇有一种“包办婚姻”的感觉。因此，在浑浑噩噩过了两年之后，大三时，我好像突然顿悟了——不喜欢学本专业的知识，可以自学其他知识嘛！跨专业考研不正是一项优越的选择？于是乎，我开始频繁进出学校图书馆，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点”，除了两个假期，平均每周都会借两本书出来阅读，不管能否真正读懂，只要看着书名还算喜欢，就会尝试翻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初步领略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的魅力，关注到了韦伯、涂尔干、帕森斯、马基雅维利、萨拜因、马汉等当时还觉得很是陌生的“名字”；与此同时，我还选修了人文学院教师开设的《社会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相关课程。在抚摸过近百本社科著作并聆听了相关课程之后，我确定在政治学与社会学两个专业之间选择一个作为我的考研目标，最后报考了中央党校的“国际政治”专业，但结果是名落孙山（英语仅41分）。大学毕业之后，我先是经历了一段迷茫时期，然后决定“北漂”问路，前往北京一边谋职一边学习，准备再次参加研究生考试，而且决定放弃政治学（觉得与之无缘），专心攻读社会学，甚至暗下决心，要以社会学专业实力最强的北京大学或者中国人民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来到北京之后，我才深切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一则是谋职艰难且工作待遇微薄，二则是可用于专业知识学习的时间有限，因此而错过了2005年的国家研究生考试，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时时催我奋进。值得庆幸的是，自己经常可以出入于北大、清华、人大等校园，逛书市、听讲座、会朋友，所以对学术的那一腔热情从未消退，加上已经储备了半年的生活费，可以安心备考，我终于顺利参加了2006年的研究生考试，只是由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参考书目有很大更新，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地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最终以382分（第一志愿排名第二）的成绩被公费录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意外选择”竟然成就了我与人类学之间的“终生之缘”，而在这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力量正是我的博士导师赵旭东教授，他亲手把我领进了这片我之前还很少踏足过的学术园地，悉心教导了五年的时间，并在我博士毕业之后仍然处处提携，让我得以顺利融入到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圈子，从而在诸位学术前辈与同仁们的思想熏陶中慢慢成长。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结识赵老师并成为他的博士弟子，我可能会与人类学擦肩而过，在粗略了解它的一点皮毛之后便知难而退，继续沿着社会学的“路子”探索前行。

二、“一入赵门深似海”

2006年秋，我正式成为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导师为叶敬忠教授。当时，刚从北京大学调来工作不满一年时间的赵老师是社会学系主任，承担着社会学专业一年级硕士研究生《西方社会学理论》这门核心课程的授课任务；他带领我们品读十多部社会学与人类学经典著作，安排我们课前仔细研读，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总结与体会讲述，因此，霍布斯、韦伯、涂尔干、迪蒙、吉登斯、布迪厄等世界顶级学者的专著摆上了同学们的案头。次年，在叶敬忠教授的推荐下，我有幸成为了赵老师门下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所以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他的读书指导，同时，还自然地成为了他为自己所带研究生组织的“公正读书小组”骨干成员。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参加读书会的活动成为了伴随我整个学习生涯的一件大事，每个周末的定期读书会（因老师外出等原因，个别周末停开）和每个学期末的集中读书会（经常命名为冬令营或夏令营）让我大开眼界，很多之前从未接触的人类学经典专著陆续进入了我的视野，比如《礼物》、《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结构人类学》、《文化的解释》、《帝国的隐喻》、《礼物的流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努尔人》、《忧郁的热带》等。

总的来说，跟随赵老师读书的五年时间基本上就是我的“阅读成丁礼”，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觉悟、自省、产生兴趣、找到方向。在读书会上以及平常的学习指导或交流中，赵老师经常教导学生如何选好书，如何读书，如何把阅读到的知识转化成为自己的，如何规范引用读过的文献等。我至今还记得他经常提到的一些重要观点，比如，“要高起点，读经典，不要在没意义的书上浪费精力”、“对于一些外文著作，要尽量尝试读原典，翻译过来的文字可能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可以尝试多写书评，这有利于逼自己更好地理解一本书”、“要写一篇文章，应该对相关参考书目有所了解，尽量都趟一遍，不要错过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引用文献不是为突出别人的东西，而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不能迷失方向”……这些让我记忆深刻的观点已经渗透进我的脑海深处，使得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受益匪浅。与此同时，赵老师还偶尔向我推荐一些新出版的学术专著并鼓励写出书评，以训练阅读理解能力；正是在这种“优渥”的环境中，我才得以在“第一时间”认真阅读《小镇喧嚣》与《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两本书并写成书评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从而拥有了最早的学术成果，而这些收获又给我带来了选择“学术道路”的信心，让我不会轻易在困难面前退缩。

然而，不得不说，跟随赵老师学习特别是参加公正读书活动，我并非只有美好的记忆，也有一些充满压力乃至尴尬的经历，而这又与当时我对人类学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关系。记得是2008年下半年，赵老师要出国开展学术交流，读书会停办两周，他提前给学生安排好了阅读任务，我分到了英文书《How we think they think》，倍感压力；果然，在汇报会上，赵老师听我讲完阅读总结与理解后说到“基本能理解核心观点，但博士生还是要加强对英文文献的阅读训练”，现场让我充满忐忑。还记得有一次读书会上，我坦言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一书找不到感觉，难以理解作者到底想说什么，赵老师听后大为光火，认为这是不能原谅的事情！后来仔细反思，我才发现自己当时之所以“读不进去”一些人类学经典著作，主要是因为对它们所讨论的话题还没有产生兴趣，甚至觉得那些文字“太过玄妙”，对理解当前的世道人心提供不了多少帮助，某种过于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让当时的我对人类学产生了一种疏离感。对此，赵老师似乎早有觉察，所以，他时不时提醒我，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更为“根本”，一旦能掌握从这些根本问题的视角理解社会的能力，做出来的学问就会更加深刻……当时的我对这些观点还有些似懂非懂。

回顾跟随赵老师读书的那段学术训练经历，我蓦然发现，他当时对我讲过的很多见解都是很有道理的，而自己却未能及时理解和吸收，幸亏后来的学术阅读与思考让我逐渐认识到这一切，才没有造成更大的遗憾。研究生时代的我虽然也时常会对一些人类学著作产生抵触情绪，但还是“硬着头皮”进行了认真阅读，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开始接纳人类学，并尝试着从人类学的学科视角来思考周遭的社会现象，当时产生的那种“一入赵门深似海”之感受也逐渐从“五味杂陈”转变为“受益匪浅”。如今，我已经很深切地感受到，赵老师所钟爱的人类学确实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他曾经推荐给学生们阅读的那些人类学经典也的确很值得认真考究，正是这些作品指引我不断走出思维的“偏狭”，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来认识与理解那些社会科学的核心话题，比如，社会秩序何以生成、国家政府何以诞生、文化变迁何以出现等等。我在参与由某民间学术机构组织的“图书推荐”活动时，曾经为约翰.格莱德希尔所著的《权力及其伪装——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一书写下过这样一段推荐语：

西方主流的政治学往往集中关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的政治议题，而对前现代政治形态缺乏深入的理解，以至于对“无政府的社会秩序”等问题深感迷茫。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学家们对所谓原始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政治理论观点，从而形成了政治人类学的学术传统。《权力及其伪装》一书正是该学术传统的一部集大成作品，它系统梳理了人类学家对政治议题的诸多研究成果，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现象。

通过这段评语，我们不难发现——我已经可以借助人类学的视野审察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重大议题，开始懂得从人类社会的“深层运作逻辑”这种根本问题出发来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些独特现象，而不再纠结于那些似乎已成为“学术常识”的意识形态争论，以及某种“必然性”基础上的价值批判，在此，我必须感谢赵老师和他赠送给我的人类学。可以认为，正是人类学让我逐渐走出一种“愤青”状态，以更加理性的态度面对人类历史与当下社会中发生的种种“真善美”与“假恶丑”，冷静处理价值评判与事实分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一场蹩脚的“田野作业”

将时间拨回到2008年春，当时我已经修完了所有的博士课程，如何进行博士论文选题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正当我与赵老师尝试讨论此事的关键时刻，地处中国大西南的四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汶川5.12大地震，这似乎在冥冥中预示着我要与这片区域产生某种关联。随后，中国学术界便开展了关于“灾后救助与重建”议题的一系列探讨，在赵老师的带领下，我多次参加由人类学与社会学界同仁组织的相关学术研讨会，并于地震发生仅一个多月之后即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红光研究员前往地震灾区进行实地调查。再后来，赵老师又相继承担了与之相关的研究课题，并派我作为实地调查的领队参与课题研究工作，并对我说，你可以考虑将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定为“汶川地震灾区的羌族”，具体研究内容可以慢慢寻找，但要先有一个总体性关怀，那就是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遭遇如此灾难，他们在如何面对，又如何走以后的路。对于赵老师的这些看法和建议，我都深表认同与接受，所以，在积极参与相关研究课题调研工作的同时，努力寻找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突破点”，并最终将灾区羌族民众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以及相应的社会行动作策略为自己博士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而在后续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与地震灾区的羌族朋友们结下了一段可能持续终生的缘分。

从2008年夏至2011年春，我曾先后七次前往汶川5.12地震灾区的一些羌族村落进行田野调查，将汶川县的阿尔村、理县的桃坪羌寨作为核心调查地点。每次调研归来，赵老师都要求我做田野工作汇报，然后对我提供的各种素材进行质量点评，提出需要进一步细化、深化、强化的内容，指出我本应该收集却尚未提及的一些素材，并对我加工这些田野资料的思路进行“适当的矫正”。我可以明显感受到，自己正在接受人类学的系统训练，只是当时的我还没有养成人类学的思维方式，所以尚未充分理解这种训练的宝贵价值；甚至向赵老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是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的博士，按照人类学民族志的写法来写毕业论文，是否合适？”对于这样的问题，他给出的回答是：“不必考虑这个，只要把论文写好，在哪个专业里都是好文章……”此后，我不断努力完善自己的田野资料，直到可以通过这些资料来讲述和论证一个恰当的“学术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和赵老师之间进行过很多次的对话，甚至还产生过不小的分歧，但最终还是拿出一篇长达2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稿。

进入博士论文的撰写阶段之后，赵老师曾反复告诫我，要多读几本人类学民族志作品，要有丰富的田野素材和把握这些材料的理论洞察力，既不能空谈大道理，也不能让调查资料沦为“琐碎的堆砌”状态。我能基本理解这些告诫的合理性，而且确实朝这个方向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于自己当时还没有形成宽阔的理论视野，无力将错综复杂的田野资料编织成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所以总想尽快“聚焦于”特定的学术问题，而尽量压缩论文所涉及的知识面，这就导致我的田野工作很难深入开展。因此，我自认为这篇博士论文不尽如人意，未能写出多少“人类学的味道”，正如我在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后记中所写到的那样：“坚守了近十年的一项研究，浸透着我的无数精力和血汗，印证着我的‘学术成丁’历程…这个果实很可能是苦涩的，我自己也有太多的不满意，但是…希望它能够在外表丑陋的同时内含一点思想的营养，能够成为我走向下一科研站点的稳固平台。”必须承认，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做了一场蹩脚的“田野作业”，那时的我还没有真正踏入人类学的门槛。

带着许多的遗憾，我于2011年6月博士毕业了，而且毕业论文还有幸被答辩专家一致评为学院优秀。因为母校中国农业大学当时还没有“社会学博士点”，所以，即使是正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专业老师指导的博士也必须挂靠在“农村发展与管理”这个专业招牌之下，我最终也只能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本科和博士学位都是管理学类，而因为“硕博连读”，又不可能拿到社会学的硕士学位，我与自己最钟爱的社会学始终没有在学历与学位证书上“搭上关系”，这也许注定是自己终生的遗憾了！然而，在赵老师前往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所工作之后，我发现了一个让我“有点欣慰”的巧合——他早我一年到农大教书，又晚我半年离开农大，他指导的第一批硕士生就是我读研的那届学生，我本人又是他招收的首批博士弟子，他到农大之前是北大的教师，离开农大后是人大的教师，这两所学校又曾经都是我“梦想的去处”，所以，他似乎通过某种“奇特”的方式帮我完成了一桩不好说出口的小心愿，特别是当自己被误认为是人大博士的时候，这种感觉尤其明显。如此想来，我与赵老师的这段“师生缘”真是颇为难得，更为关键的是，我因之而与人类学结缘。

四、从教之后的人类学情怀

博士毕业之后，我来到位于金华市的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工作系执教，慢慢认识到了博士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多么得深远，自己的那份“人类学情怀”正是最有力的证据。每当系里讨论“专业培养方案”修订事宜时，我都会提出，应该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人类学概论》（或《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并指出“理由”——社工专业的毕业生若不能深切理解文化差异及其重要性，就很难将诞生于西方国家的社工理念与方法很好地运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当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做好“服务于他人”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的这个主张始终没能落实，工作十年来一直未能获得为学生系统讲授一次《人类学概论》课程的机会，这已经成为了我经常对外公开提起的一个“心结”。当然，没有机会开设专门的人类学课程并不代表我没有机会把自己的人类学情怀表达出来，在自己负责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社会科学导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课程的讲授过程中，我会把人类学的很多理论、理念、研究方法等知识点穿插于其中，让学生领略到人类学对“文化”、“社会”、“权力”等社会科学核心概念的独特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在为我校文科实验班同学开设的《社会科学导论》这门课程中，我专门安排了一次课“民族学及其他”，我在授课时大胆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所谓的民族学其实就是西方的人类学，而从学科起源的角度来看，西方人类学又可以视为一种“理论史学”，其早期的理论建构主要是通过对主流史学不够重视的“史料”进行理论提升而实现的；之后随着对所谓“原始社会”的调查研究不断深入，人类学逐渐成为如今的模样，日益褪去史学的色彩，而成为与社会学更为亲近的经典社会科学。另外，2020年夏季，我再一次获得了弥补遗憾的机会——被负责社会学专业研究生《质性研究方法》课程的同事邀请，录制一次线上视频课，主题是“田野民族志”，我欣然接受，并在精心准备一番后，第一次作为主角坐到了镜头前。经过多年努力，我已经把人类学“带给了”很多学生，而且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少同学都曾经向我表达对人类学的兴趣，特别是当有学生发来信息，说他们考上了某大学的社会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时，我会产生一种发自肺腑的喜悦感，觉得自己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发展贡献了一点力量；在与身边的好友闲聊时，我甚至还“调侃”到：我相当于在浙师大这片土地上撒下了人类学的几粒种子，期待他们陆续发芽、结果吧！

回望十年的从教生涯，我最大的成就感主要就来自于从未间断的“经典阅读”和“知识传播”过程，一边不断吸收学术前辈们的思想和理论营养，一边把自己所推崇和认同的学术知识传授给身边的年轻学子们，而自己更是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锻炼与成长。如今，书籍已经成为了我的挚友，阅读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生活习惯，以至于一旦连续一周没有读书，我的内心深处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但是我很乐意养成这样的“惯习”，也很享受阅读量不断增长所带来的心理感觉过程。其中，之前还没有产生多少“好感”的人类学经典著作逐渐成为了带给我最多灵感的读物，有时候我还会生出某种“读之恨晚”的感慨，当然理性分析之后，我还是能够理解这种“心理反差”出现的原因，那就是：有些人类学作品的阅读需要特定的知识背景，在思维深度尚未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自然就难以把握住这些作品的理论洞见，因此，对它们的阅读兴趣也就要大打折扣了。总而言之，我如今已经深刻感受到了人类学的魅力所在，它对于提升我们的深度思考能力和扩展我们的理论视野都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它“特别乐于突破常识”的学术追求特别有助于创新意识的培养，尽管也可能会导致某些学习者因此而产生“人类学很善于猎奇”的一种复杂印象。

五、关于人类学“学科特性”的反思

在十几年的学习和教学生涯中，我对人类学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感受和评价，但始终都没有放弃对这个学科之“特性”的关注与思索，尽管至今我还似乎还是难以真正说清楚它与社会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何在。带着多年的思考，我在2020年秋季给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开设的《社会学经典原著选读》这门课程中专门为学生讲授了一节关于“人类学”的专题内容，第一次公开表达了对人类学“学科特性”的整体认识：它最初的问题意识来自哲学，最早的素材来自史学，所以，它的核心理论关怀注定是“偏宏观”的；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主要研究对象也不得不从“原初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研究对象日益发散，学科定位更加模糊，因此而与社会学等学科日益融合，整体而言，它正在表现出“哲学化”与“社会学化”的双重发展趋势；但与此同时，其宏大的理论关怀与独特的理论视角对很多学科都产生着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才产生了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认知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很多交叉研究领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学可能不再适合被界定为一门学科，而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学术视角，它以一种“综合与整体”的思维方式对人类社会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究。

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似乎对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更新的认识——如果说经济、政治、社会构成了宏观社会结构三个“实体部分”的话，那么，文化就是渗透于它们三者之中的水分，弥漫于它们周围的空气，它虽然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那三个实体部分运作的“深层密码”，其功能十分类似于电脑中的软件系统。因为人类学是以“文化”作为核心研究对象，所以它必然会“显得”缺少独立的研究领域，而总是与其他社会科学有着紧密的关联；然而，正是因为对人类文化现象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力和极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它才得以带给了其他学科无数的灵感与启发；显然，这些理论见解主要都是基于我对人类学知识的学习而获得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走进这片学术田园，我很可能会像很多经济学者那样用“价值规律”来理解商品交易，像很多政治学者那样用“阶级统治”来理解国家权力，像很多社会学者那样用“科层效率”来理解社团组织，而丝毫考虑不到更深层的文化逻辑。回望自己走过的学术工作路线图，我觉得，人类学好像已经成为激发自己学术灵感的一副良药，而自己与人类学的结缘过程则完全可以用“曲径通幽”这个成语来加以概括，它虽然充满了婉转与曲折，却最终将我带入到一片繁华盛景之中，让我看到了学术大花园里的那些“美不胜收”。

                                                                                                                                       转自徐杰舜、韦小鹏主编《新生代人类学家之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