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兴盛，现代生活方式备受质疑，所谓的“宅文化”、“佛系青年”、“原生主义运动”等新鲜事物共同创造出了新的时代色彩。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社会理论家开始“否定”不同社会形态的高低贵贱之别，文化相对论大行其道，最终导致了“社会进化论”的危机；与此同时，“文明”这一概念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其存在的“合法性”开始被撼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在传统的学术话语系统中，“文明”是如何被界定的？按照布鲁斯.马兹利什在《文明及其内涵》一书中的说法，“文明”这一概念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随后演化成为一个带有“排他主义”意识形态性质的词汇，并通过与社会进化论的紧密结合，充当了西方现代社会的“辩护性”理论。可以进一步演绎认为，文明的本质在于特定的生活方式，它与“野蛮”相对应，代表着更高层次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与含义，进而展现出文明的阶段式进化过程。

那么，就特定的人类历史时代而言，文明的度量标准是什么呢？或者说，各个同时并存的政治与文化实体，到底谁才是（更）文明的？历史常识告诉我们，这个度量标准不是人口规模，不是领土面积，也不是经济总量，更不是军事成就，而是广大国民的社会生活质量、理性思维层次和精神境界，概而言之，是一种“足以对该文明体系之外的人口产生吸引力”的独特生活方式。军事上异常强大的蒙元、满清两大帝国最终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汉化”，很好地证明，文明的含义虽然有些模糊，但它却是一种谁也不能否认的客观存在。关于此，杨念群先生在《何处是江南》一书中对满清贵族的文化心理分析堪称绝佳注脚。

其次，处于不同文明程度的文化与政治实体之间可能会出现哪些关系形态呢？显然，从短时期来看，既可能是更高的文明征服较低的文明，也可能是相反，再或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隔绝状态等；但是从长时段的宏观人类历史角度来看，更高的文明往往都是胜利者，然后再孕育出再高层次的文明形态来，或者在不同文明的争斗与交流中产生出更高的新文明形态。因此，任何文明都存在着其历史局限性，如果不能适应新的外部环境，都可能被淘汰，著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最终走向消亡（或转型）正是这一文明演变规律的结果。

秦晖先生曾经指出：“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我认为，他所说的“制度”应该可以被称为政治文明。即是说，尽管同时代的不同人群必然有各种不同的日常生活方式，但这些生活方式中的“政治”元素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平等”，而这些不平等的“制度”就成为了决定不同文明“高下”的主要标准。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军事与政治上的成功者也承认这种“高低”之分，并主动接受和践行具有更高文明程度的政治制度，如北魏孝文帝的政治改革、日耳曼人对古罗马政治遗产的继承等。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由于在国际竞争中总是处于弱势或者失败，落后的政治文明被迫向先进的对手学习，如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

另外，检验不同政治实体之“文明程度”的理想方式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建立一个理想的“自由流动”环境，任由所有政治实体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选择特定的生活方式，经过一定时间的“自由选择”，为最大多数的人所接纳的政治制度，即可以被视为更高层次的“文明”。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新的制度可能被创造出来，随之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文明，为最多数的人所接受，从而实现了人类文明的进化。很显然，这种检验方式必须以社会信息的“完全开放”和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前提。

众所周知，以上所说政治文明的检验方式注定只能是“理想”之中的，根本不具备彻底转化为现实的条件；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它毫无意义呢？非也！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政治实体的制度设置与这种“理想”有不同的距离，而越是接近它，越是证明其敢于对其他文明实体实行“开放”政策，并主动参与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竞争，也就越能显现对自身文明的高度“自信”，反之，则展现出了“不自信”的心态，比如像朝鲜这样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是自由的，越是文明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强大之源并不在于他们的军事实力和物质生产能力，而在于他们的文化软实力，即一种高度自信的政治文明。

最后，假如人类从根本上否定了“文明”的存在，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在《发展的解构学及其困境》一文中指出，当我们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社会发展的方向就会变得琢磨不定，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存在即合理”；那么，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而言，弘扬已经为世界上绝对大多数国家和民众认可的价值理念，是否比空洞地强调多样性更加值得推崇呢？同理，当我们不再承认文明与野蛮之分，人类社会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丑恶”都可能趁机找到自己的合法性依据，从而再次兴风作浪。所以，“文明”这一概念万万否定不得，否则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伦理风险，甚至是各种意想不到的政治灾难。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伴随着人类自由状况的改善而实现档次的提升，但是，这种自由绝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更不是“存在即合理”样式的自由，而是基于自由主义“群己权界”理论和人类理性精神指导下的自由。因此，当前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发展趋势，恰恰体现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活力，而不应该被作为颠覆性力量；以此为据，来证明“文化相对论”，否定“文明”这一概念的合法性（甚至社会进化论），是典型的“望文生义”、“不明事理”，是对西方不成熟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滥用。

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尽管人类文明的存在及其程度差异是客观的事实，但其本质却在于“变化”。从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来看，谁能够帮助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谁就是历史的功臣，就是新时代的开创者，以短期的政治成败论英雄是毫无意义的。进一步而言，延续传统的老路，不改变历史前行的方向，即使能够获得无上的权力，享受无尽的尊荣，也只能说是和传统帝王无异的政客，只有那些改变历史航向的“历史的扳道工”才能算作真正的政治家。按这个标准，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百多年里，真正能算得上英雄的人物大概只有蒋经国先生，改开设计师式的人物只能算半个英雄，而毛氏人物却绝断然不能被划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