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再一次享受到了所谓的“单位”福利，被安排到J市某家大医院进行免费体检。我们一行几位老师乘车来到体检中心，下了电梯就往一个廊道处走去，结果发现只有工作人员，却没有前来体检的老师；我们很是庆幸，这次似乎不用像往常那样“排队”了。突然有一位护士招呼我们，之后看了下我们手里拿的体检表，并立刻告诉我们说——这里是领导和教授体检的地方，你们“普通”老师要去隔壁的另一个地方体检。

听到这些话，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但还是乖乖地去了她指示的地方；到那里才发现，整个体检中心走廊站满了等候的老师，可谓是人山人海。我们轮流到护士台递交体检表，以领取彩超“顺序号”（即，根据报到时间安排检查顺序），就在C老师交表时，值班护士表示拒收，理由是“体检表上的时间不是今天，违规！”经过一番解释与争辩，他还是未能参加当天的体检。我算是很幸运地“被接纳”了，但直到中午11点多，我才完成体检。

因为从早晨八点半一直等待中午十一点二十分才吃早餐，我对本次体检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但看到体检医生们的辛苦劳动，我还是对这个“结果”深表体谅了。然而，回到学校之后，我越想越感觉“不对劲”——领导与教授体检处门可罗雀，普通教师体检处排成长队，为何不能实现资源的共通、共享？不仅他们的体检项目要比普通老师多一些，还要享受这样的特权，其“正当性”依据是什么？试问，50岁的老讲师与35岁的新科教授，到底哪位更需要更细致的体检？显然，在这里，生物性因素已经“彻底输给了”权力性因素！

继续追思下去，我惊讶地发现，本次体检所遭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司空见惯的“中国高校特权现象”。关于此，数年前我在财务报账时早已深刻领会了！记得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这样——按预约时间，我拿着出差时所用的火车票、住宿票等票据和领导签过字的财务报销单到会计审核处上交，会计人员审核后告诉我说：“你不是教授，不能坐软卧”，我说：“我是买不到硬卧票，才被迫买了软卧票，而且我这是走自己的课题经费…”会计又补充说：“可以找社科处长签个字，就能报了”。此时的我已不想再为了多报一百元钱而折腾了，便示意他将软卧“折算成”硬卧票价，报账才算顺利完成。

此事过去了多年，我至今记忆犹新，其原因想必就是自己当时对“中国高校特权现象”的深恶痛绝。据我了解，高校工作人员因公出差，其可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各种“身份”标准，正处领导以下的其他行政人员和教授以下的普通教师，不允许坐飞机头等舱、高铁商务座、普通火车软卧车厢；不同身份工作人员的住宿费、餐饮补贴标准更是细分为三六九等，最高与最低数额相差巨大，而且这些“内容”都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给予明确规定的。面对这些奇葩制度，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暗自唠叨：领导他们比我们这些基层工作者多长了个头？还是他们的肚子都要比我们的大？所以，才需要占据更大的旅行空间，需要吃更多的美食！

抱怨不能解决问题，我只能继续思考：高校里面还有哪些特权现象？沿着这个问题思路，我又发现了很多证据，比如，在全校的办公楼当中，只有校领导工作的行政楼有地下停车场，其他各学院都没有，权力集中的地方，也正是高档出行工具最方便使用的地方。再比如，行政楼的厕所里基本全部都放有卫生纸，而其他办公楼极少配备这样的物品，更显著的差异似乎在于，几乎所有其他办公楼的厕所卫生情况远不及行政楼，有一位同时曾开玩笑地说到：“我们工作的地方，用鼻子找厕所就可以，但在行政楼，得用心去找。”我真想接着说一句话：“以后需要去厕所，我尽量去行政楼找一个”，但感觉无聊，也就罢了！

案例，不需要再去继续寻找了，我们下一步应该好好反思“中国高校特权”现象了。中国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追求平等”；中国的大学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云集之地，似乎理应成为“平等”思想的优先实践场所。然而，十分可悲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大学恰恰是“特权”思想的良田沃土，不仅行政机关里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区分，连广大的教职人员也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其牢固性已经堪比印度国的传统种姓制度。更为匪夷所思的事实是，数以万计的广大教职工好像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即使私底下有所抱怨，但也失去了对其公开批判的动力和激情，我也是至今才“下笔”进行这项工作。

从“体检”到“出行”，从“车库”到“厕所”等，中国的高校里到处都充斥着工作人员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它们要么以“制度明文规定”的形式存在着，要么以“潜规则”的形式存在着，无形中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感受：权力、职称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不能获得这两样东西，你就“活该”被边缘化；若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得按现有的规则来，不要有理想，不要追求个性，“听话”才是评价一个工作人员表现优劣的最佳标准！也许，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只要在高校里获得了某个领导岗位，掌握了一定的行政权力，就会变得十分任性与傲慢，甚至是不可一世，生动地验证了“权力就是春药”的惊恐预言。

在中国高校，虽然有很多的人都已经“认可了”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但仍然有少部分工作者对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因为数量和力量有限，这些人很难真正改变这种现象，但是他们的存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向领导们表达了一个信号：不是所有的人都“媚权”、媚俗，权力并不是万能的！他们每人都长着一颗高贵的头颅，并集体向中国“高校特权现象”发出愤怒的呼声！在这里，我代表这群人发言：特权现象一天不改变，我们一天不放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