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与人力资源市场的初步形成，中国高校人才的自由流动已经成为常态，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这种态势的发展显得格外迅速。其中，中西部地区的高校人才大规模地流向东部地区的高校，尤其引人注目，即所谓的“凤凰东南飞”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高校的“人才流失”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标志性案例应该就是兰州大学的衰落。为了遏制该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国家教育部多次发文，采取政策措施，对其进行“原则性”干预，明确表态“不鼓励”乃至反对东部高校到中西部“挖人”。

关于中国高校人才流动，人们通常都将其归因于众所周知的“待遇差异”，认为这就是典型的“人往高处走”现象，似乎经济利益驱动是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原因。从部分案例来看，这种说法确实可以提供比较充分的解释；但是对于另外的一些情况，它却难以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比如，某高校的A教授已经获得了比较丰厚的物质待遇，甚至还享受到较高的荣誉地位（比如，被冠以XX学者称号），或者担任行政领导，而他所流向的B高校并没有为之提供更好的待遇条件，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流动，对此现象，应该如何解释？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格外关注另一个现象：某些高校一方面不惜花费大价钱从外部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却对本校内部高水平教师的某些诉求“保持冷漠”，从而导致校内人才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最终流向其他高校。比如，Z高校为新引进教授提供“解决配偶（需要特定的学历等资格）工作”待遇的政策已经持续多年，但是，已经在本校M学院工作十年、学术水平远高于新引进教授平均水平的F教授却始终未能享受此待遇，于是，他无奈地决定向其他高校“流动”。对于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现象，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对于这些“看似不太必然”的高校人才流动现象，如果有朋友向当事人询问其中情由，很多情况下都会得到一些“不疼不痒”的理由，比如，“为了换个环境，改善心情”、“找个养老的好去处”、“方便回家乡探望亲人”等等。但实际上，背后真正与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高校内部权力格局的“不断洗牌”，以及由此带来的员工队伍“整合”；或者也可以说，高校各级领导（包括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学科带头人）定期更换，新任领导为了巩固地位，就需要所领导的教职工队伍进行更新。我相信，这才是更多的人才流动现象所隐藏的奥秘。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人相轻”的传统，读书人之间的关系历来不好处理。对于中国高校而言，这种文化传统产生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掌握行政权力的各级领导希望下属能够密切配合自己的工作，而享有“读书人”身份的下属则努力追求人格的独立；再加之高校毕竟不同于政府机关，“行政权力”虽然经常处于主导地位，但很多时候又难以彻底征服“学术权威”，因此，当二者不能“统一”或“协调”时，它们之间的交锋就难以避免；特别是在某（些）领导被下属“集体鄙视”的情况下，这种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张。

鉴于中国高校内部存在着天然的“领导—员工”二元对立式权力格局，所以，学校各级领导班子的更换经常会带来一系列的权力调整与重组需要，反复出现如下情形：当某位领导引进一批人才，形成一个科研与教学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自然”，也相对容易实现“和谐”的目标；但随着团队领导人的更替，新领导需要确立自己的权威，而旧的团队成员却未必“买账”，从而导致错综复杂的斗争与博弈。对新领导而言，职工队伍成员更新的“需要”便随之形成；用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来形容这种情形，再合适不过。

虽然中国高校各级领导都在公开场合宣讲以“学校的发展”为本，提倡尊重知识、珍惜人才，但实际上大多都以“个人利益得失”作为工作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为了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几乎“本能地”希望通过某种工作方式与技巧，将“不配合工作”的下属驱离，同时又尽力将其他下属成员转变或替换成为自己的“铁杆嫡系”。两种“策略”由此被水到渠成地创造出来：一边“花大价钱”引进新的人才，另一边则对旧存的某些人才故意给予冷遇，甚至在职称、职位、荣誉评定等方面设置障碍，以促其“默默”负气出走。

中国高校各级领导大多都清楚地认识到：因为很难“调动”，那些没有多少科研与教学成果的普通员工大多会安于现状，服从权力安排，而因为没有“人脉”根基，新引进的人才大多也都会比较配合领导的工作，至少短期内很难形成“对抗性”集团；只有那些学术水平较高、可能被其他高校引进的“旧人才”才有底气在领导前面持“清高姿态”。因此，对于他们而言，通过“清理”一些有历史根基的“旧人才”、引进一批孤立的“新人才”来完成对本单位人员队伍的“更新”与权力格局的“重组”，确不失为一套巧妙的权谋方案。

当然，中国高校人才流动还有另外两种“少数”情况：一是，单位领导虽然没有更换，但其某位（些）下属的学术水平取得突飞猛进的提高，导致领导嫉贤妒能，或下属不服气且欲意取而代之，于是，二者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导致一方出走；二是，尽管单位领导出现更换，但“旧人才”并没有受到新领导的排斥，甚至还备受重视，只是由于看不惯“新情况”他们便主动走人。很显然，与前面所说的“多数”情况相似，这两种情况下的人才流动同样不是因简单的“经济利益驱动”所致，而是中国高校权力格局调整的一个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与其它政治或社会组织一样，中国高校同样充斥着高度雷同的科层权力运作逻辑，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一个“组织”的高校是抽象的，但作为“生物人”的高校领导却是具体的；人才的存在虽然有利于组织的发展，但当这种存在影响到了生物人的权力施展时，他们就不再是“需要珍惜”的对象，转而成为了需要清除的障碍；于是乎，在无形的权力魔掌推动下，人才更替成为必然。我相信，只有从这个视角来审视中国高校人才流动现象，我们才能抓住其中要害，理解更深层的奥秘所在。

                                                                                                                                转自：“南都观察家”  微信公众号